在遵义会议召开后，毛主席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线上实盘配资，并迅速开始组织著名的“四渡赤水”行动。虽然今天我们知道这场战役是毛主席的关键胜利，但当时的局势十分艰难，开局极为不利。特别是在著名的土城战役中，川军将领郭勋祺凭借兵力优势，与我方多位元帅及200多位开国将领展开激战，一度占据上风，达到了他军事生涯的巅峰。
当时战斗异常紧张，局势几乎要翻盘。幸好陈赓带领干部团及时支援，成功击退了敌军，稳住了阵脚，最终为毛主席的全面布局——四渡赤水，创造了条件。
干部团，这支神秘的部队，后来在二渡赤水中成功攻克遵义，成为党史中的一大亮点。那么，究竟这支干部团是怎样的存在？为什么陈赓这样一位开国大将，居然只担任了一个团长？
干部团的历史起步较晚，成立大约在1934年10月。那时，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挫，迫于形势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。在长征途中，为了保障党中央的安全，中央决定将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，组建红军干部团。这四所学校包括第1步兵学校、第2步兵学校、特科学校以及著名的红军大学。它们培养的人才大多具备相当不错的军事素质，许多人成为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将领。
展开剩余75%这个干部团的潜力并不亚于当年的黄埔军校。因此，中央特意任命黄埔一期的名将陈赓担任团长，宋任穷为政治委员，钟伟剑为参谋长。
但问题来了，陈赓本身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军事人才，曾救过蒋介石的命，并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是同窗好友。如果他选择投奔国民党，按理说应该能很快晋升为中将甚至上将。那么，为何他会屈居干部团的团长？
有观点认为，干部团只是一个警卫部队，类似“御林军”，任务虽重但职位不高。事实上，这种理解是不完全准确的。严格来说，干部团更应被视为党中央的最后防线，红军指挥干部的培养基地。
如果我们看看干部团的人员配置，便能明白其非同凡响。除陈赓外，政委宋任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曾担任红五军团十三师的政委，属于师级及以上干部。而且，干部团下设四个步兵营和一个上干队，总人数约1000人。
四个步兵营的营长和政委均为高层干部：如黄彦斌曾担任红十三师第39团的代理团长，刘道生曾担任独立22师的政治部主任；林芳英和罗贵波分别担任过红三十五军军长和政委；韦国清曾是红军大学总支书记。每个营长的级别远超营级，甚至达到军级或师级。这些人物的资历和背景，使得干部团的整体实力十分强大。
此外，上干队的战士们也非常不凡。例如，队长萧劲光，曾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中将党代表，后成为红五军团的政委。政委余泽鸿曾担任党中央秘书长，建宁独立师师长。而各部门的科长，包括周士第、苏进、冯达飞等，都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军事领导人。
由此可见，陈赓担任干部团团长，绝不仅仅是一个“团长”的职位，而是实际上处于师级甚至更高的层次。这支部队的实力也非同小可。
干部团的首次战斗是1935年1月2日，当时派出特科营工兵连参与搭浮桥渡乌江的任务。此次任务由陈赓和韦国清亲自指挥，最终成功完成任务，拿下了遵义。
随着毛主席掌握指挥权，干部团的作用愈加重要。它参与了土城战役，帮助稳住了党中央的安全，并确保了最终的胜利。接着，干部团在二渡赤水中再次展现了强大实力，俘虏敌人3000余人，击溃敌军两个师和八个团，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。接下来的巧渡金沙江中，干部团更是以巧妙的伪装行动，成功抢占了敌军船只，确保了红军顺利渡江。
干部团在长征中的表现，堪称决定性的，它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。而作为党内干部的培养基地，它也为后来的开国将领提供了重要的成长平台。陈赓、宋任穷、萧劲光、韦国清等人，都成为了后来获得大将荣誉的英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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